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文化多彩，價值觀多元，不同階層的訴求各異。這是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鮮明特徵，發展到教育更是如此。國際視野下的教育環境和良好的教育資源為港式教育加分不少。

然而一場“修例風波”令港式教育的名聲受到空前敗壞，令香港社會各界深入反思國民教育缺失的問題。幸得中央及時出手，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反中亂港勢力紛紛潰散，香港教育終於得以正本清源、重回正軌......

“一國兩制”賦予港式教育優勢

眾所周知，由於被迫接受英國殖民統治長達156年，香港慣於華洋共處。而自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一直保持着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孕育了享有獨特的港式教育。港式教育的特色就是讓學生立體成長，不培養書呆子，其特點不乏法制化、多元化、社會化、國際化、素質化、均衡化。

不過，在港英政府時期，這一切優勢並不存在。具體而言，早期的香港教育偏重實務及功利取向，主要目的在於培養行政與商業發展所需人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以前的香港人很多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不是他們不想讀書而是根本沒有機會去讀”。

鄧飛說：“1980年初之前的香港教育嚴格來說是沒有義務教育的，眾所周知，港英政府只是關注殖民統治地區的商業利益，它清楚地知道基礎教育需要龐大的經費。在殖民統治時期，除了花費少量的資源在官立學校和香港大學之外，基本上是一直拒絕做義務教育的，所以在這之前，香港教育主要是民間辦學，中堅力量是依靠商會、學會、慈善團體辦學，這就意味着學費非常昂貴，從而造成了幾代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和香港國際大都會是不相稱的。”

八十年代後，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公民教育應扮演何種角色備受廣泛討論。“1980年一直到回歸之前，港英政府不情不願地開始承擔九年義務教育，大量的資助學校出現，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之下，香港教育基本上是服務於當時的經濟環境，簡單來說就是‘填鴨式’教育，學生僅僅只是為了應試升學去讀書。”鄧飛形容這是港英政府在最後時刻急急忙忙做出的“衝線”之舉。

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先生曾在一篇探討香港教育是否百無用處的文章中寫道：“在教育投資方面，前任特首董建華對教育的重視，遠遠高於過去港英政府年代歷任的港督，首度將教育佔全港整體開支，推高至25%的歷史新高。與此同時，在‘一國兩制’的賦能下，特區政府鼓勵民間多元辦學、設置50億優質教育基金是開埠創舉，又大力推動教改及課改，在顯示特區政府企圖改善香港教育意志的同時，也掀起全民對教育重視的歷史高舉。閱讀、專題研習、德育及公民教育、資訊科技的學習四大方向因此得到正視。”

伴隨着天時地利人和，歷任特首一如既往地對教育事業支持，中西合璧的港式教育得以聞名世界。

反對風波衝擊 愛國教育屢遭污名

令人惋惜的是，在如此華麗成績的外衣下，重中之重的國情教育、價值觀教育卻長期存在短板。

早在殖民統治時期，教育一直扮演着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角色，港英政府在香港教育布局中，無論是師資培訓，或是學生培養一直保持着“重英輕中”的格局，同時具備去政治化和去國家化的特徵，讓人民有意無意地對政治事務漠不關心，以助殖民統治。相關措施如學校毋須必修中國歷史科目，教育內容也有意疏離國家認同，完全不提民族國家概念等。

“回歸以前，香港教育一直都是‘去中國化’或者是淡化近代中國歷史的傾向。”培僑中學老師、港區全國青聯委員穆家駿告訴本刊記者，“那段時期，在學校裏是禁止談論政治話題或者對於新中國正面的事情。比如說我們培僑中學的第二任校長杜伯奎先生，就因為學校圖書館藏有陳嘉庚《南僑回憶錄》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港英政府認為的禁書而被驅逐出境。可以看出，港英政府就是希望香港人沒有‘國家認同’。”

“早期港英政府向傳統愛國學校提出‘不要懸掛五星紅旗’、‘減少愛國教育’等違背其教學宗旨的無理要求，多間愛國學校因拒絕而受到打壓，面臨沒有政府資助和不給生源的局面。”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指出，“因當時殖民地政府針對及歧視傳統愛國學校，辦學有一定困難。”

而在香港回歸後，教育界曾幾次有人提出“愛國教育”“國民教育”，但均迅速被污名化反對聲浪十分巨大。反中亂港分子故意放大“兩制”而忘乎“一國”，將“愛國教育”妖魔化為“洗腦教育”。

“2012年特區政府曾提議將國民教育科列為中小學必修科目，然而某些反對派和外國勢力在香港掀起‘反國教風波’，將香港的‘國民教育’推回起點。所以許多這個時代成長的香港青年還是和從前一樣從來都沒有接觸到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穆家駿說，“另一方面，香港教育一直隱藏着殖民統治時期埋下的炸彈，中國歷史科目長時間不是香港學校的必修課，學生無法清晰釐清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更何談身份認同？”

多年來，香港教育系統藏污納垢，以“教協”為首的一些所謂教育團體，違背專業、政治先行，編制問題教材大肆抹黑國家和特區，窮盡卑劣手段極力阻撓推行國民教育，縱容“黃師”、蠱惑學生，植入激進立場，令年輕一代國家認同模糊、價值體系紊亂。直至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對國家安全、香港法治、經濟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危害，令人痛心、發人深省。

撥亂反正 家國情懷要從小抓起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責，是心之所繫、情之所歸。”“要抓住青少年價值觀形成和確定的關鍵時期，引導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隨着中央依法履行對港全面管治權，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香港重回“一國兩制”正軌，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要從根源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保護孩子們健康成長，就必須要端正香港教育內容，讓香港學生客觀認識國家、正確認識香港、理性認識世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第二場“委員通道”集體採訪活動說，“《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由‘亂’到‘治’。尊重國歌、尊重國旗要從娃娃抓起。”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說：“只有香港的教師和學生們都能正確認識歷史，才能避免類似‘要求香港自決公投’的事件再次發生。”

去年以來，特區政府積極履行教育主體責任，多措並舉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特區政府教育局資助所有幼兒園購買國旗及升旗設備，加強香港是國家一部分的認知“從娃娃抓起”；公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及15個科目的國安教育框架，組織超過8000名教師參加國安教育培訓課程，有力推進全港學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將中國歷史列為必修科，中小學語文課增加文言文教學，通過歷史和文化的感召，培養學生品德及對國家的感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塑香港教育絕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項複雜的長期工程，必須要把“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的精神堅持下去。如今，備受爭議的通識科已被全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社會各界樂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推動國安教育落地成效。我們期待，在特區政府、學校和社會的通力合作下，香港各界不斷凝聚建立健全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共識，香港學生能夠學會慎思明辨、增強綜合素質、懂得國安家好、堅定理想信念，把握住國家和香港的發展機遇，成為愛國愛港的社會棟樑。（本刊記者 何潔霞、舒志勇）